戴承元 楊明貴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地域文化共同體主動適應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結果。從空間位置看，安康地域文化圈地處秦、巴之間，旁及川渝東北、鄂西北，位于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和秦文化的接壤地帶；從居民構成看，人口遷徙頻繁，曾是湖廣等地移民的匯聚地，鄉音各異，五方雜處。梳理安康的建置沿革及區劃變遷，可發現安康地域文化有四個文化堆積層，依時間次序排列為：原始漁獵文化、秦漢間土著農耕文化、唐宋間的士庶商貿文化、元明清時期遷入的移民文化。土著文化、士庶商貿文化與外來移民文化在歷史演進中混合交融，使安康地域文化的品相色彩斑斕，呈現出南北薈萃、東西交融的特點。考察安康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境遇播遷，大略而論，安康地域文化的基因圖譜中主要包含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佛道文化等文化成分。
一、荊楚文化
春秋時, 陜南分屬于蜀、楚、秦三國；戰國時, 秦滅蜀敗楚, 陜南大部分地區為秦所有。先秦時代，楚國一度國力強盛，其疆域西到巫山，西北至漢水上游，西南到廣西東北部，東北到山東南部，在戰國中后期，是唯一能抗衡強秦的大國。張儀游說楚懷王時說：“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發源于江漢流域的荊楚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便放射出燦爛奪目的光芒，對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劉綱紀在《中國美學史》中指出：“漢代文化在發展上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南方楚文化的傳入北國。……給北方文化注入了還保存在楚文化中的那種和原始巫術、神話相聯系的熱烈的浪漫精神,從而使先秦北國的傳統文化發生了深刻變化，產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膽的浪漫幻想結合在一起的生氣勃勃、恢宏偉美的漢文化。”需要強調的是，孕生于楚地的道家智慧對荊楚文化底色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首先，認為“天道無為”“無親無疏”，肯定百家之學“皆有所長”的道家思想，塑造出荊楚文化重包容的精神內核。其次，道家所秉持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宇宙精神，又使荊楚文化體現出齊同物我、平視神人的宏闊氣概和思辨意識。在這種精神的刺激下，生活于江漢瀟湘間的楚人“究天人之際”，超脫放達，活潑進取，在政治生活中打出“蠻夷主義”旗幟，指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以“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為理論依據，敢于“藐視”中原禮樂文化，表現出強烈的文化自信。
《國語·楚語下》載，楚地“民神雜糅，不可方物”。《漢書·地理志》云：“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伐山為業，果蓏嬴蛤，食物常足……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佚枝柱，與巴蜀俗同。”漢代的漢中郡, 轄地包括今漢中、安康大部。由于地理原因, 陜南三市中，安康同荊楚的關系更為密切, 故荊楚文化對安康風俗民情及文化性格的影響是深刻的。
《漢書·地理志》中稱楚地“信巫鬼, 重淫祀”，安康人也有“好祀鬼神”“有病信巫不信醫”之舊習。《華陽國志·漢中志》載：西城（今安康）“土地險隘, 其人半楚, 風俗略與荊州、沔中同。”安康不少地方的民俗中多有楚地遺風。例如民間流行的“招魂”儀式：小孩生病、落水或受到意外驚嚇, 其母或家人要連續幾天在傍晚時分帶著小孩到十字路口或出事地點為之“招魂”。再如劃九龍水、送花盤、立水碗、燒胎、跳端公，這也與巫風盛行的楚地和巴蜀風俗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清光緒年間纂修的《旬陽風俗記》載：“邑界楚蜀，尚巫鬼，重淫祀，其風由來久矣。更有值親生日，延巫祝禱，名曰‘接星’……又或祀古樹、怪石、枯木、古墓、以為神降。”成書于民國十二年《鎮坪風俗志》云：“民俗樸陋，服田力穡，無待督課，尤有先民之遺風矣。然界臨楚蜀，民雜五方，其習尚各有不同。蜀人多業農，楚人多貿易。蜀人信巫，家有患病，必請巫禳解，名曰打保符。家道順暢，亦請巫扮演慶神，名曰跳耍神。”
荊楚文化對安康風俗民情及文化性格的影響是深刻的。在飲食方面，安康人“尚滋味，好辛香”，“大苦咸酸，辛甘行些”；在生存處世方面，安康人崇尚自由，宗法觀念淡薄，“別籍弄財者多，舉族而居者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正是由于有荊楚文化的滋養，崇尚自由精神、安穩于自然樸素的生活、向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順應自然規律以求得自適自在的生存，成了安康地域文化精神的一大特點。
二、巴蜀文化
作為古代族群，“巴”“蜀”分別指先秦時期川東涪江流域的“巴人”和岷江上游的“蜀人”。巴、蜀是兩國，但文化非常接近，故學術界將中國西南地區巴、蜀先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并稱為巴蜀文化。從春秋前期到中期，巴蜀文化作為中國西南地區一個獨立的文化板塊的地位已經形成。《華陽國志·巴志》載：“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由于蜀國富饒，水通于楚，且有巴之勁卒，故“得蜀則得楚”。周慎王五年（前316）秋，秦從石牛道伐蜀。蜀平，秦取苴與巴。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惠王置巴郡。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漢高祖六年（前201），分置廣漢郡。
巴蜀文化作為一個連接東西、貫通南北、融合漢文化和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具有多元化和復合型特點。《華陽國志·蜀志》載，開明王朝治蜀，至九世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秦并巴蜀后，“乃移秦民萬家實之”，改變了蜀國民眾“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的狀況，使“民始能秦言”，并逐漸融入到中央集權的統一文化之中。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為蜀守，任內“立學，選吏子弟就學……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儒學大張以后，蜀地人才輩出。司馬相如、嚴君平、揚雄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兩漢時，蜀地經濟富庶，文教發達，中原移民“就食蜀漢”。這一時期，巴蜀地區是中國西南的文化中心。
東漢末至三國南北朝時期，蜀地政權紛立，北方大姓遷入，客籍高官、學者聚集，巴蜀文化在充分吸納各派、各家文化養料后光彩更盛。東漢后至唐宋時代，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巴蜀地區得到了存續與傳播。在蒙古滅宋的過程中，蜀地文人學士為避戰禍不斷外遷，這使巴蜀文化在本土遭到空前毀滅的同時，卻又能在江南廣泛傳播。明清時期“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使古老的巴蜀文化在又一次經歷與異域文化的激蕩交融后，最終完成了自身的轉型和重構。
巴蜀文化兼容釋道，信巫鬼、重淫祀。既有仙云氤氳之致，奇譎瑰麗，詩意蔥蘢，又有大江東去之勢，尖銳奔騰，浩氣激蕩。巴蜀與秦、楚接壤，巴蜀先民很早就在漢水中上游地區活動，故巴蜀文化對安康地域文化的影響是直接的。在安康境內的考古發掘中，先后發現了早期的巴楚尖底罐、中期的石棺墓、晚期的巴式柳葉劍和蟬紋矛等文物。安康一些山野風俗，也留存有巴蜀文化的印痕。如平利與紫陽縣境內發現的崖墓群與古代巴蜀地區的懸棺葬俗相似；安康一些山區存在的招婿、轉房等習俗亦與巴蜀之俗相近。巴蜀民眾從容中存有惰性，淳樸中不失狡黠，剛烈中帶有柔情，自信中隱含自卑，明快中摻有淺俗，這些帶有強烈的巴蜀色彩的地域性格特征，在安康人身上也是普遍存在的。
三、秦文化
西周末年，秦人因功封于秦（甘肅清水縣的秦亭附近），號稱秦嬴。秦莊公因助周討伐西戎有功，被周封為“西垂大夫”。莊公之子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再建功勛，被封為諸侯，賜秦“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到秦武公時，“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從秦襄公到武公，經過四代國君的征戰，終于建立起了西起甘肅天水，東至陜西華縣的千里秦國，為秦國立足關中，雄視東方奠定了基礎。公元前667年，德公即位，“卜居雍，后子孫飲馬于河”。驃悍狂野的游牧文化開始自覺接受崇禮尚文的周文化的陶冶，秦人國力也迅速增強。秦人在學習周人發達的農業文明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于東方諸國的農、牧二元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既確保了社會政治的穩定，又有助于軍事力量的強大，奠定了秦國獎勵耕戰政策的基礎，也塑造出了秦人尚武好戰、勇于進取的精神氣概。德公之子宣公時，秦國第一次向東方的經濟文化大國宣戰——“與晉戰河陽，勝之”（《史記·秦本紀》）。此戰勝利，使秦人在心理上徹底消除了自卑感，開始以西方大國自居。孝公之后，秦國進入秦巴，占據漢中、巴蜀，將西南與西北連在一起，牢牢地控制了河、渭、江、漢的上游，形成了軍事地理優勢。
秦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陜南長期屬于秦的版圖。秦惠王（前312）設漢中郡置西城縣（遺址在今安康市漢江北岸中渡臺），郡治初設南鄭（今漢中市），西漢時遷至西城。橫亙于陜南與關中之間的秦嶺并不能阻擋秦人征伐，更不能阻斷秦風南被。《華陽國志·蜀志》就有蜀地的婚喪祭祀習俗接受秦風影響的記述。《漢南續修郡志·風俗卷》載，褒城縣民“論其聲音, 山南近蜀則如蜀, 山北近秦則如秦” 。魏晉時期，關中流民大量涌入陜南（主要是漢中和安康）。《三國志·張魯傳》載：“建安十六年春三月……韓遂、馬超之亂, 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晉書·李特傳》載：晉元康年間（291—299），“關西百姓入漢者數萬家, 十余萬口”。伴隨著秦地流民的大規模遷入, 秦風秦俗在安康的傳布愈顯強勁。
秦文化上承殷、 周, 是中華民族遠古文明的集大成者；下啟漢、 唐, 對漢唐文化的形成有奠基之功。秦文化強烈地體現出集權性、兼容性、功利性和開放性等特征。商鞅曾說：“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至死。”故求大、求多、求名、求利，成為秦人普遍的價值觀，這也開啟了秦漢隋唐時代軍事貴族蔑視禮法、躍馬彎弓、主宰天下、出將入相的時代。秦文化的熏染，使安康人在南方化文弱纖秀的氣質中, 植入了秦人的剛健與粗獷。接受了秦文化改造的安康人既有南方人溫文秀美、機智開朗的品性, 又有北方人慷慨激昂、豪放強剛的氣質。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游在漢中度過了八個月的軍旅生活, 對陜南的民情風俗有直接的體驗, 在其《山南行》一詩中就有“地近函秦氣俗豪”的描述。此詩雖是陸游客居漢中南鄭時所作，但用在當時安康人身上，也是合適的。
四、儒家文化
儒學在中原興起之時, 安康屬楚地。漢武帝獨尊儒術, 首次把儒學提升到國家哲學的地位，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封建教育開始制度化。儒家學說在安康的傳播、研究和闡揚, 也應始于漢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 兵燹頻仍, 陜南儒學不振。《梁書·儒林傳》載：“漢末喪亂, 其道遂衰。正始以后, 仍尚玄虛之學, 為儒者蓋寡……中原橫潰, 衣冠殮盡。江左草創, 日不暇給。迄放宋、齊, 國學時或開置, 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 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 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 公卿罕通經術。”這段文字概略地指出了漢末至南北朝儒學由盛而衰的趨勢。因兵禍、天災，安康古代文教方面的史料已多亡佚無考。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曾被譽為“秦頭楚尾，一大都會”的安康，其文教事業在唐宋時代應該是具備一定水平的。
至元十四年（1277），金州知州唐天驥在安康創建州學。元代出現了安康史志所載科舉中試第一人許應可。明以后，學校和科舉制度更加規范。洪武初，石泉縣學、安康縣學、平利縣學、旬陽縣學相繼建立。金州知州馬大本重修州學。至成化、嘉靖年間，白河、紫陽縣學也相繼建立。至此，安康所轄六縣縣學全部建齊。縣學規定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清朝在承襲明制的基礎上，嚴訂學規。清初的安康儒學基本維持明代的水平，未建新學，只是撥款或發動地方縉紳捐資重修因兵燹、洪災而被毀壞的縣學。乾隆以后，安康帶有官辦背景的書院教育在整個陜南地區比較活躍。乾隆年間，安康地區建起了安康文峰書院、旬陽敷文書院、平利錦屏書院、紫陽仙峰書院、石泉石城書院、白河天池書院、寧陜太乙書院。到光緒二年（1876），又建成了嵐皋嵐河書院、鎮坪三山書院，這標志著安康縣級書院已建齊。清代安康創建書院，以培養科舉人才為目的。書院所收學生分兩類：一是已進學的秀才，二是縣試合格的童生。清代安康除官方創建的縣級書院外，還出現了由士紳學者捐建的書院。其中影響最大者當推興安名士張鵬飛創辦的關南書院，其教育教學理念為：“本之經以厚其基, 擴之史以宏其材, 正之濂洛關閩以端其趨, 游之詩騷古文以雅其情”。清代安康各類書院聘當地名賢碩儒為山長, 研習教授儒家經典，以興賢育才為首務；學習方法主要是獨立鉆研、相互問答，山長答疑解惑。
學校和書院的興起，官學和私學的互動，促進了安康文教事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儒家思想在安康士民階層中的傳播。客觀地講，儒家思想在安康的傳播對安康地域文化性格的塑造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積極作用是傳導了“以民為本、關心民生疾苦和愛民、利民的仁政德治思想；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前途,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責任心；尊師重教、以提高民族的整體素質為治國之本的教育為本思想；艱苦創業、勤勞致富的精神；追求人格的獨立完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消極影響則是強化了“以做官為榮的價值觀和以做官為發財手段的剝削意識；以權力為基礎的等級觀念；苛安忍耐、怕擔風險的怯儒心理；迷信與盲從。”儒家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在安康人身上主要體現為個體性格的兩面性：尊人卑己，又心有不甘；讓利于人，又渴望回報；表面上一團和氣，但又缺少內心的契合。
（未完待續）
